摘要：[91] 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尽心上》，《十三经注疏》，第2769页。 ...
如前所述，名家的文献在后世流传且可以保证为真的主要是《公孙龙子》和记载在《庄子》中的惠施历物之意十题。
如此步步着实，则兄弟和、妻孥乐、奉亲孝。40杨少涵校理、卫湜撰：《中庸集说》，桂林：漓江出版社，2011年，第267—268页。
现在的问题是，谁来确证?前面说过，人是这个世界的唯一的确证者。放这身来，都在万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可一言而尽者何也?不过诚而已矣。鸢飞而戾天，鱼跃而在渊，俱是尽物之性，进而物各付物，从而赞其化育。明人桑悦（1447—1513）有《咏佛桑》诗云：欲供如来嫌色重。
庄子曰：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也。只有一个诚，何助之有?（《二程遗书》卷十一）人之赞天地之化育，也不过只是回应与承受天命而来的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并未增加什么，一旦在此之外有所增加，则适成其伪而非诚也，故程明道有何助之有的反问。如果我们能适当恢复名家的双重身份，则会发现他们其实进行了较之逻辑学研究更大的思想贡献：他们的思想确实和其他诸子颇有不同，其中关键就在于他们摆脱了传统的天人视野以及宗教性思维，而将天人予以统合，并构建了一个统一的物的世界，进而在这个物的世界下以名的观念来对世间万物进行理性的分析、思考，且尝试以这种理论工作为基础实现对现实道德、政治秩序的重构。
而因为后者的原因，他们对现实问题采取了审核名实、注重变法等方法。所以，笔者所讨论的先秦名家，采取了一种最狭窄意义的名家定义，即严格局限为公孙龙子和惠施这两家，以及现存的《公孙龙子》和《庄子》中的惠施历物之意十题。应当说，公孙龙子的这种主张是由其物和名的思想合理推出的，因此，他对这两个主张非常坚持，在和诸侯国君主的对话中极其强调这两个道德与政治理念。在公孙龙子所理解的世界中，并不存在其他一些先秦诸子那里所存在的天的世界和人的世界的划分，而是统一的物的世界。
在这样一种对世界的统一性以及某种平等性的理解下，公孙龙子和惠施都持兼爱或泛爱他者的价值观念，并以此观念进行了很多政治实践，尽管他们的政治实践都失败了。而且，公孙龙子一派特别强调赏罚、刑名等现实治理方法。
之所以产生这样一个差异，是因为近现代学术受到西方哲学与逻辑学的深刻影响，将逻辑学作为一个先入为主的预设性哲学分支，进而以此来统摄、研究中国哲学史。因此，在公孙龙子看来，万物的名、实、位必须要予以正之，而尤其要正的是所谓名，因为名是对实的呈现与位的表达。在《公孙龙子》中，公孙龙子对其他先秦诸子道德哲学、政治哲学的关注并不多，如果我们进行一种演绎的话，大体可以说，公孙龙子可能会持一种把一切问题放在物的层面，并对物的名实关系予以正名的思路来处理。有鉴于此，笔者认为重新展开对名家的研究十分必要，这种研究既要努力摆脱西方哲学影响下的纯逻辑学的研究范式，又要将名家真正视为先秦诸子之一，而将之等量齐观地从多维度展开研究。
在公孙龙子看来，天地与其所产焉，物也（《公孙龙子·名实论》），即天地和其所生育的万物皆可以称为物，而物的真实实现即所谓实，这种实现的恰到好处、恰如其分即所谓位，物的名实关系如其实、如其位就是名正。因此，我们对先秦名家思想的研究，不能再局限在逻辑学的研究框架内，而必须突破之，让对先秦名家思想的研究进入到道德哲学、政治哲学的广阔视野中来，而在这样一种视野中，我们可以发现名家对世界的全面理解以及对道德哲学、政治哲学问题的独特思考。当我们以道德哲学、政治哲学等多维度的哲学视野来重新思考先秦名家后，可以发现他们一方面以物的观念将天地与万物统一化为一个物的世界，而天、鬼神等因素不再考虑。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先秦名家提出了一种新的对世界、对万物的理解视角，从而形成了一种与其他诸子百家不同的哲学视野和哲学思考。
公孙龙子和惠施在先秦诸子大都对名有所探究的思想背景下，能够被特别突出并被后世称为名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形成了一个不同于先秦其他诸子的世界观念。这就意味着，公孙龙子把‘天地及其‘所产称作‘物，即是把时空中存在的一切称作‘物，公孙龙从这里获得他所由辩说名实的支点。
最关键的是，墨辩和名家对世界与万物的理解根本不同，这种理论背景的根本差异，决定了我们不能因为他们都讨论名学，就将他们以广义的名家称呼之。百年之后，我们回首这一研究领域，发现在取得许多重要学术成果的同时，其实也不无偏颇之处。
当然，惠施学派虽然在具体的道德哲学、政治哲学论述中，对人禽问题、人性之辨、义利之辨等没有涉及，但是我们通过对历物之意十题的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演绎出惠施学派可能会认同的一些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理念。可惜的是，近现代学术中强调两者亲缘关系的学者颇多，胡适甚至因为两者都既讲逻辑学、又都认可兼爱或泛爱的价值观，所以将名家吸纳为墨家的一部分。因此，笔者所讨论的名家不取墨辩的内容。但是在近现代学术研究中，学界几乎只关注了他们的逻辑学思想，这是一种巨大的缺失。这样一种认识也是一种天人合一的观念，同时蕴含着人和万物融通一体的道德观——人应当泛爱万物。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公孙龙子和惠施所共同构建的这样一个物和名的世界事实上是非常有意义的。
因此，我们在重新进行先秦名家思想研究时，既要承续此前丰富的研究成果，同时也要发现此前研究的不足，尤其是存在盲区的地方，从而既发现先秦名家的内部差异，又发现其所以能被统称为名家的诸种原因所在。事实上，学界对此一直颇有争论。
但是，曹峰的研究思路也存在较大问题，即他忽略了《汉书·艺文志》为我们进行先秦名家研究带来的不可回避的规范性。具体到公孙龙子的道德哲学、政治哲学理念来说，他明确主张偃兵兼爱。
在对先秦诸子道德哲学、政治哲学的研究中，此前学界主要关注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的相关思考，而对名家的探讨非常不足。而且所谓名家的具体意涵，在先秦时期也是不甚明确的。
如上所述，不仅墨辩的内容不应称之为名家，其他诸子关于名的研究也不可归为名家。同时，墨辩的内容被纳入了名家的研究中。这一方面是由于近现代以来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受限于西方哲学的范式，以逻辑学对应于先秦名家，这样，名家的思想内容就被狭隘地限定在逻辑学、逻辑学史的研究范式内。可以说，‘名家研究从一开始就有方向性的错误，表现为不顾‘名家所生存的思想史环境，将西方逻辑学概念、框架、方法简单地移植过来，有削足适履之嫌。
总之，正如黄克剑所指出的，‘名家不是对‘名‘言有着相当程度关注的道家、儒家或墨家的附庸。但现实中万物的实、位常常出现问题，因此公孙龙子指出出其所位非位，而应当位其所位焉，正也，即令万物的实、位皆没有问题，这才是名实相合、名实相应，也即正名，亦便是万物各得其所、各得其宜的理想状态。
近现代学者和司马谈司马迁、刘向刘歆以及班固之名家研究的根本不同，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的差异。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差异性理解其实忽略了公孙龙子和惠施思想上相同的内容——不仅是他们对名的重视和名辩的方法，更是他们具有相同的价值观念和共同的世界理解模式。
曹峰进一步提示我们，在现代名家学术研究中，前者一直是主流，而后者在现代学术的脉络中一直暗而不彰。另一方面以名的观念来对应物，从而以正名的方法来处理诸种现实问题。
所以，他们疾名实之散乱（《公孙龙子·迹府》），要从名实角度出发，对万物的名实予以重新勘核，进而确定万物名实之间的正确关系，以正名实，而化天下（《公孙龙子·迹府》），实现社会秩序的改良和万物位置的安定。由此，才能让我们的研究既尽可能靠近哲学史、思想史的真面目，又能真正呈现传统哲学的独特思考方法与理论内容，而尽量摆脱其他哲学模式的框限，和其他文明的哲学产生富有成效的对话。至于惠施学派更详细的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内容，因为文献材料的局限，我们的讨论只能付之阙如。另一方面，没有物是不由概念来指谓的。
但万物的实现程度或者说其本性的实现是不确定的，而其如果得到了实以实其所实而不旷焉，即万物的实质得以完全而没有亏欠、没有问题的呈现，那么它便实现了正确的位。名家构建的是一个天与至上神都缺位的物与名的世界，而在墨家的世界中，天志、鬼神是不可或缺的决定性力量。
在这样一种思路下，天人关系既是从逻辑分析的角度要予以区分的，但同时在物的视野下又是完全一致的，因为它们都是物。先秦诸子的相关思想可以称为名学，但不可以名家称之。
在这个世界中，一切天、地、人、万物都以物视之，而在这样一个物的世界中，所有的关系问题都是名实关系的问题，由此，如何处理好现实的道德问题、政治问题，就归结为对名实关系的处理和对物关系的处理。但失去了中国古典学术的整体背景，尤其是先秦诸子思想的核心关怀与问题意识，而以西方哲学来框限先秦名家与墨辩的丰富思想维度。
